1946年，父亲李公朴在昆明遭遇暗杀，英勇献身。同年，我随母亲张曼筠及弟弟返回上海。在上海法学院高一学习期间，因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不幸被校方开除。转年，我前往香港培侨中学继续高二学业。彼时，我亦加入了地下新民主义同志会。
1948年10月，在地下党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全家从香港出发，历经天津，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抵达了华北解放区的石家庄。在此，我被分配至正定华北大学政治班深造，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我转入该校外语系，专攻俄语。1949年，随着北平的解放，我随校迁至北京，继续我的俄语学习之旅。
1951年新春伊始，军委卫生部北京医院迎来了两位苏联的院士教授，他们受命为中央领导同志诊疗。为此，医院急需两位党员担任翻译工作。我和陈复君同学——这位来自延安的年轻党员——因此得以提前一个学期完成学业，褪去灰色的军装，换上绿色的军服，肩负起北京医院保健翻译的重任。
1952年夏季的一个午后，我接到指令，将陪同江青前往苏联就医，并担任其翻译工作。
在启程之际，军委卫生部傅连部长亲自对我进行了亲切的训示。
在出差期间，我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所有的信件均由大使馆的信使代为转达。关于出差的详细任务，我不得向任何人士透露。此次任务，我不仅要胜任翻译的职责，还需负责为江青提供周到的服务。出差结束后，我需立即向您汇报相关情况。
9月6日，我脱下绿军装，换上艳丽红花连衣裙，被送往南苑机场。那里，一架苏联的专机正忙碌地做着起飞前的准备。忽然，毛主席和江青的身影从一辆车中走出。
我作为中共中央编译局俄文专修学校学员，有时，周末被挑去到中南海为中央首长做舞伴，我和毛主席跳过舞，这是第二次见他了，感到意外的是他亲自来送行。我当时想毛主席对江青真心关爱。
年近四十的江青仪态万千，步履间显得腰杆挺直，风度翩翩。她素面朝天，却依然给人一种舒心的美感。待人接物亲切而平和，她的态度很快消解了我心中的紧张情绪。
江青与翻译张国男于莫斯科巴拉维赫疗养院
苏联的专机设施考究，配备了卧室与客厅，自飞机腾空的那一刻起，我便与江青一同开始了享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待遇。
飞机在途经伊尔库斯克时稍作停留，补充燃油。随后，飞机继续前行，傍晚时分抵达莫斯科。迎接我的是苏共中央对外联络处的一名中文翻译，名叫娜斯嘉·卡尔东诺娃。她驾驶的黑色吉斯车享有特权，在行驶途中，红灯即刻变为绿灯，以保障通行。这是苏联政治局委员所享有的待遇。我们的车辆直接驶向克林姆林宫医院——被我国同志亲切地称为“皇宫医院”，专用于接待国内外的高级官员。
病房设有内外两室，内室宽敞，专为病患居住；而外室则相对狭小，供陪同者休息。
在那处病房中，早已有一位保健医师静候，他迅速为江青完成了长途跋涉后所必需的全面检查。
经过数日的仔细检查，最终确诊江青女士患有泥沙样的胆囊结石，并需接受胆囊冲洗治疗。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采取右侧卧位，医生将一根细长的橡皮管从口腔插入，穿过幽门直至胆囊内部。将管头准确送入胆囊是手术的关键环节，必须确保患者保持正确的姿势，方可确保引流管顺利进入胆囊。
在引流操作中，她需时常通过管子与人对话，起初我的听力难以捕捉到她的声音，翻译工作因此受阻。医生焦急万分，患者同样心情迫切，这一状况严重干扰了冲洗的常规流程。幸而我适应能力较强，很快就能够准确地理解她的言语。
经过数个疗程的治疗，泥沙的痕迹几乎难以寻觅。遵循医嘱，我们来到了位于高加索地区的索契，那是一家专注于泥疗的疗养院。在那里，我们每日将黑泥敷于江青的腹部，以实施泥疗。
二月，林利随同返回莫斯科的“皇宫医院”，不久后也接到了医院的召唤。林利，中央老领导林伯渠之女，于1938年6月高中毕业后被派遣至莫斯科深造，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延安。自1949年起，她曾多次随高级代表团出访国外。当年，她担任了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的翻译，并在大会结束后，留任为江青首次赴苏联接受治疗时的翻译工作。
1952年秋季，刘少奇同志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出席了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林利同志担任了翻译工作。会议结束后，林利同志陪同刘少奇夫妇前往高加索的索契进行疗养。恰巧，江青同志也正在那里接受泥疗。
江青偶遇林利，便对她说：“何苦与他们为伍，不如跟我同行，或许更胜一筹。”回国后，她指示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与林利进行沟通，希望她能留下来陪伴自己。林利无奈，只得搁置了列宁《哲学笔记》的翻译任务，毅然决然地留在了江青的身边。
此次我们所居的病房，除了设有病人休息的卧室外，还特别配置了一间宽敞的房间，供陪护人员居住。此外，一间小巧的客厅兼具电话室功能，亦用作医生和护士的办公空间。苏方特意派遣了两名警卫员，轮流值班以保障安全。
林利心想，江青终究与毛主席不能相提并论，她此行是为了就医。于是，他建议江青向苏方主动提出取消专属的警卫员。江青虽面露不快，最终还是同意了他的提议。然而，当时苏方依然坚持为她派遣警卫员。
3月5日的清晨，护士们开始为江青进行胆汁抽样的准备工作，一切顺利的话，她便能踏上归途。就在此时，苏共中央的联络员卡尔东诺娃匆忙闯入我的房间，急切地要求立刻向江青传达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恳请她在完成胆汁引流之后再行告知，以免情绪波动影响手术的进行。林利也和医生们达成一致，决定暂时对江青隐瞒这一噩耗。
卡尔东诺娃泪流满面，声音哽咽地说道：“今天，全世界都应了解到，苏联人民和我们党正承受着巨大的苦难。我是受党中央派遣，专程前来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知江青同志的。”她踏入江青的居所，要求林利担任翻译，并强调林利与医生决定暂时对她隐瞒这一噩耗，这是严重的政治失误。
江青情绪失控，顿时泪流满面，一边哭泣一边猛拍林利的桌子，痛斥其隐瞒真相。待她情绪稍许平复后，医生依旧为她进行了胆汁引流手术，竟意外地成功引流出了胆汁。
事后，江青向林利表示，她深知林利及医生们的一片好意。
数日之后，苏共中央联络部正式下达了指令，要求江青陪同我及林利一同前往圆柱大厅，为斯大林守灵。尽管只是短暂的几分钟，斯大林的遗容却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自此，江青感到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时常遭受肝部疼痛的困扰，于是便打算在天气回暖之际前往南俄修养。林利趁此机会将多封国内同事寄来的希望她重返工作岗位的信件呈给江青过目，此举激怒了她，她愤怒地责骂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领导师哲，指责是他指使他人撰写了这些信件。
随后，林利积极联络了苏方的保健医生、护士长，以及我一同劝说她，允许林利离去。江青终于是松了口。然而，在起飞当天，江青悲痛欲绝，紧紧不放林利离去。
此刻，医生与护士长想方设法平息了江青的歇斯底里，最终使得林利得以离去。在离开之际，她对我坦言：江青曾提及您的爱人系沈钧儒的秘书，乃党内知名的民主派人士，同时她还指出您的人际关系颇为复杂。
那时，我和林利都深感困惑，不明白她为何会如此看待我们。
直至“四人帮”相关材料公之于众，方才意识到江青对提及她前夫之一的唐纳尤为忌讳。蓝苹与唐纳、赵丹与叶露西、顾而已与杜小鹃，三对恋人计划在同一日举行婚礼。选择在杭州六和塔下成婚，实乃“才子”唐纳的创意。他们特地邀请了上海知名大律师沈钧儒担任婚礼证婚人，著名导演郑君里则身兼司仪与摄影师二职。我所见过的新婚合影，正是由沈老与这三对新人所摄。
还有郑君里在文革中被江青整死，也是沾上了唐纳的缘故。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借助叶群之力，走访了郑家及其他四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领域的知情人士，旨在搜寻一封至关重要的信件。
1957年，毛主席的《蝶恋花》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轰动一时。江青对毛主席说：“你想杨开慧，我还想唐纳呢。”
盛怒之下，她毅然给郑君里寄去了一封书信，要求提供唐纳在法国的通讯联络方式。
在与江青的对话中，我无意间提及了唐纳近况，她的面容随即变得凝重，并未回应。正因如此，我遭到了她贴上“社会关系复杂”标签的指责。
在休养期间，她时常挑选电影来消遣，其中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那部译制片《红与黑》。幸亏我对这部经典名著有所了解，在观看的过程中，我一边欣赏，一边尝试进行翻译，勉强顺利地度过了这段时光。
观毕苏联制作的电影《第四十一》，她向我感慨道：“此片实属禁演佳作，实在是遗憾。男女主演的演技可谓是可圈可点！”
她曾向我提及，胡乔木希望她协助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进行电影审查工作。而我首次接触到电影制作的专业术语，诸如蒙太奇、淡入淡出等，都是江青为我一一阐释的。
江青曾光临大剧院，观赏了一场芭蕾舞表演。彼时，人民演员乌兰诺娃正演绎着《红罂粟花》，江青却颇感不悦，直言：“此戏实乃侮辱我国同胞，我们不宜观看。”她提到，普列谢茨卡娅虽不及乌兰诺娃声望显赫，却也堪称功勋演员。于是，我们便在莫斯科大戏院的包厢中，一同欣赏了普列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剧《喷泉》。
再次踏入剧场，观赏了那位享誉盛名的歌唱家、人民演员达拉索娃主演的《三姊妹》。演出结束后，她半带玩笑地向我调侃道：“演唱得还算不错，不过形象确实欠佳，体型过于丰腴，我几乎难以直视。虽想中途退场，但又担心包厢忽然空荡，显得不合时宜。”
“瞧他们那大国沙文主义的心态多么显著。面对他们，我们绝不能示弱，必要时更应挺身而出，予以适当的反驳。”她正是如此实践的。
“在这里的所有开销都由公家承担，鉴于我国外汇储备有限，我们都不应领取出差补贴。”
某日，她在信中获悉，那位协助她处理家务的姐姐的儿子成功考入北京一所知名学府。于是，她委托我帮其拨打汪东兴的电话。电话那头，她急切地询问外甥是如何获得这所大学的录取，直至对方确信地告知系凭自身努力考取，她才安心地挂断了电话。
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我们从事何事，都应深思熟虑其可能带来的影响。”
高级领导那时确是身体力行。
我敏锐地察觉到，无论身处何地，她总将影响考虑在内。她着装得体，头发总是梳理得光可鉴人。尽管她有罗圈腿的瑕疵，但行走间却身姿挺拔，站立时仪态端庄，坐下时姿态优雅，进食时也保持着其独特的风范。
谈及用餐仪态，她对我的急速吞咽颇感不悦。江青给我的第一课，便是西餐的正确吃法：“进食时宜闭口不言，尽量避免发出声响，面条等食物应先用叉子卷起一小团，随后整团送入口中慢慢品尝。”
在疗养院的泳池之中，我曾指导江青学习游泳。作为一名初学者，她表现得如同稚气未脱的小学生，既听话又勇敢，毫不犹豫地遵循我的指导，逐一完成每一个动作。不久之后，她便熟练掌握了蛙泳的基本技巧。
江青估计不会在苏联度过夏天，因而我们只有冬衣。她让我给汪东兴打电话，找王光美给我们俩选几段做连衣裙的绸衣料，她提出了几种颜色。因为王光美审美观较好。买好后托访苏代表团带来。苏共中央有专为高干做衣服的裁缝，夏装很快便做好了。
随着夏日的脚步临近，江青携我及两位安保人员一同乘坐火车抵达了黑海沿岸的知名疗养胜地——雅尔塔。我们入住了一座装潢精美的别墅，这处住所曾是二战时期斯大林、罗斯福与丘吉尔三位领导人召开“雅尔塔会议”的场所。我等所居的别墅（利瓦季亚宫），与海边的距离仅尺咫尺。
江青雅尔塔海滨
每日最令人愉悦之事，便是赴黑海畅游。那段时光，仿佛是专为江青量身打造的，沙滩上散布着巨石，岸边还设有泊船设施。
在此游泳，水深莫测，江青便坐在岸边的一张椅子上，任海风轻拂，目光随我穿梭于深邃的蓝黑海水之中。
那日海浪比往日更为汹涌，我游得更远了一些，她站在岸边，视线渐渐无法捕捉到我，心中焦虑万分。不知如何，她设法与安保人员沟通，他们迅速划着小木船赶来寻找我。自此，她便不再允许我游得太远，生怕发生意外。
在这座宽敞的宅邸中，除却两位警卫、一位厨师以及一位女管家，再无他人身影。江青便只能与我交谈，那段时间里，我们言谈甚多。遗憾的是，尽管已过去六十多年，我却并未养成记日记的习惯，加之记忆力不佳，唯有某些深刻的印象留存于脑海。她曾说道：
父亲身为一名木匠，嗜酒成性，一旦醉意朦胧，便会对母亲和哥哥们施以拳脚。我年纪最小，幸免于难。但有时在课堂上，我仿佛能听到母亲求救的呼喊声，那般刺激让我难以承受。小学毕业后，我毅然离家，投身于一个古老的戏班，学习京剧。在那样的戏班中，我历经艰辛，饱尝苦楚。
迁至青岛后，我在大学图书馆任职，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幸聆听了闻一多先生的教诲。党组织随后派遣我前往上海，我投身于工厂，成为一名女工，并在工人夜校担任教师。
鉴于担忧身份暴露，我被安排进入戏剧领域。我曾主演《娜拉》与《大雷雨》，二者均引发了巨大反响。自此，我的艺名蓝苹声名鹊起，鲜有人知晓我的本名李云鹤，我的女儿亦随我姓，名为李讷。
贺子珍对孩童并无特别的喜好，她与我的女儿姣姣，乃是我自农人手中所得，亦承我姓，名为李敏。自幼便被送往苏联，归国后，中文水平略显生疏。她不愿前往母亲的身边，却更偏爱留在我家。
在与她的对话中，她总是自豪地宣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在向主席看齐，无论是学习他的书法还是模仿他的签名。她曾当着我的面挥毫泼墨，询问我是否觉得她的模仿到位，当我给予肯定的回应后，她的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此外，她也致力于学习主席的广泛阅读习惯。江青还曾说过：“我们住在中南海的夫人们，组成了一个党的小组。”
雅尔塔的休养时光，是她情绪最为愉悦、最为稳定的阶段。
自左至右：林利、苏联籍的保健护士、江青、张国男。
盛夏行将落幕，两位安保人员屡次敦促我向江青建议启程返回莫斯科，理由是气候渐凉，不利于健康。然而，她似乎对此意见有所保留，原因不明。
数日后，再次有要求我向江青提及返回莫斯科的事宜，她最终虽不情愿，却也勉强予以许可。
八月的莫斯科气候，已然如同北京的深秋般凉爽。江青由于两地温差显著，略感不适，于是将她人叫来，面带愠色地说道：“分明是你与保卫员，都怀有早日归家的心思，竟然暗中勾结，编造了一大堆理由，催促我返回莫斯科。”
归至客房，我不禁悲伤地失声痛哭，生怕自己的哭声惊扰了身旁的服务人员，故而压制住情绪，不敢尽情释放。
我天生颇显男儿气概，自从父亲离世，我仅在他逝去的当日放声大哭一次，此后便再未曾流过泪。然而，江青注意到了我那双红肿的眼眸，她对我提出了责备，认为我未能顾忌到自身形象，生怕旁人误以为我遭受了她的欺凌。
9月初，我终于迎来了返回北京的时光。她特意向我坦言：“我知道你回去后，傅连暲会与你探讨我的状况，我对他并无好感，他事事都想插手，事事都想了解。除了我的病情，其他一切请勿提及。这真让我陷入了困境，我究竟该如何向他汇报呢？”
我们再度乘坐专机，此行所乘为苏联制造的图—104型喷气式客机。机上，那位一直负责为她提供医疗保健的女医生，以及两位贴身保卫人员，共同护送着她。此次航班直飞北京。
出乎我们这些陪同人员的意料，飞机尚未完全停稳，毛主席便向我们挥手致意。
紧随江青之后，我们步下飞机。毛主席逐一与众人握手致意。在我介绍完三位随行陪同人员后，飞行员亦步履匆匆前来。毛主席与他们热情握手的同时，亦关切地询问。
“尚未体验过贵公司的喷气式航班，能否让我体验一番？”
机长答道：“当然。”
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向了飞机，于其上稍作停留，而后欣然走下，面带微笑地对众人说道：
“我坐过图-104飞机了！”
数日之后，为了对那整整一年的治疗与调养表示感谢，江青特意宴请了所有陪同人员。我向傅部长做了详细汇报，有幸获得了对他工作成果的认可，至此，任务得以圆满完成。
1955年新春之际，我的长女王力平降临人世。得益于母乳的丰盈，她的成长显得尤为健康。然而，5月初，我接到了陪同江青同志前往苏联就医的重任，这迫使我不得不忍痛割舍女儿最珍贵的滋养之源。
行期紧迫，我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断奶，依照我院苏联专家的建议，通过使用绷带对胸部进行紧束。发热的身体伴随我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航班。通常不晕机的我，却在此次飞行中剧烈呕吐，所幸得到了天津知名妇科专家俞霭峰教授的悉心照料。
原本，她由协和医院知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进行诊疗。然而，她觉得林教授手法过于粗重，言辞亦不温柔，对她似乎并无好感。因此，她选择了俞教授，此情此景，是我后来才得知的。
我们火速前往莫斯科，旨在为江青的苏联治疗子宫颈癌事宜做好前期准备。抵达后，我们首先抵达了全苏妇产科学研究院妇产科临床医院。俞教授与苏联的专家们共同对江青的病情进行了深入分析，最终确诊为原位癌前期，无需进行手术治疗。经过商议，决定采用局部放射治疗的方式进行治疗，江青对此方案表示了同意。
彼时，北京医院知名内科专家吴洁携我院翻译徐五凤同行，受邀出席学术盛会，恰巧得以一同乘坐航班抵达。江青特地在别墅留宿了他们一日。
此次，特别派遣了北京医院的一名保健护士员林爱，她刚在江青身边工作不久。在无需翻译之际，林爱负责照料她的起居。
日复一日，餐桌上总有三个人相伴——俞教授、我以及小员，与她共进餐。在与俞教授的对话中，她言辞得体，态度亲切和善。
不久之后，江青忽然向我提出：你不妨暗中示意俞霭峰，他可以着手回国的事宜。我不解其因，俞教授似乎引起了江青的不快，不久便悄然离去。
继林利在北京再次接到中央的指令，作为江青的随从抵达了这座别墅。她瞧见那里已有护士林爱及我二人，心中不禁泛起一丝异样的滋味。
江青在接受化疗期间，身体出现不适，情绪低落，脾气亦愈发暴躁。林利心生一计，决定亲自前往京城，向远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陈述返回北京的充分理由，但遗憾的是，总理并未给予她支持。无奈之下，林利只得采取软磨硬泡的策略，最终，江青答应让她携带一封写给毛主席的家书返回京城。
此次有员林爱相伴，我便感到轻松不少，尤其是晚间协助江青安眠的重担，终于得以卸下。回想起那初次经历的整整一年时光：
江青常感难以安眠，于是在睡前，她需将背部垫以枕头，半倚在床头。此时，我便坐在床边的小椅上，与她一同玩起扑克。我们所玩的是一种名为“傻瓜”的简单玩法，源自苏联，无需费太多心思。
偶尔她难以达到内心的宁静，每当我递出一张单调乏味的牌，她也随之跟出一张。往往是我先于她陷入宁静，尽管困意袭来，我仍需咬牙坚持，不让她察觉我的疲惫。若让她察觉到我的不悦，她定会心情不佳。
夜幕降临，偶尔也会将我从沉睡中唤醒。总而言之，每个夜晚都成为了我难以忍受的时刻。往昔，我总能在躺下后迅速沉入梦乡，然而，回国后的这些年里，我时常需要依靠那味极苦的水化氯醛来助我安然入睡。
此次经历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深夜里被员林爱唤醒，一只体型硕大的绿蝇在江青的卧室内嗡嗡作响，盘旋不息。
在苏联，我们被告知此地充斥着卫生蝇，因其国内未曾有传染病之虞，故而无需蝇拍，更不用提杀虫喷雾剂。别墅的房间宽敞高挑，我们两个身材娇小的女子又怎能击退这些可恶的飞虫。无奈之下，江青只得依靠安眠药熬过那一夜。翌日，这才召集了保卫人员，方才将这位“不速之客”驱逐出境。
江青并未选择住院接受治疗，她每次都会前往妇产科临床医院，亲自将带有放射性钴的小棍置入子宫颈口，以此方式进行医疗治疗。
治疗周期虽不漫长，然而她的白细胞计数却急速跌至两千余，自此她便竭尽全力提升白细胞水平。由于免疫力急剧下降，她变得异常脆弱，仿佛一阵微风便能将她吹倒。
医生赋予我们的职责，便是确保她免受感冒侵袭。室内温度需恒定，而外出散步时，江青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关注气温与风力，还需留意风向。在出门前，务必先将身上的虚汗擦干，着衣动作要轻柔缓慢，以免再让她出汗。若是出汗，便需坐下来等待汗水完全蒸发。
除了一次外出医院就诊之外，我未曾踏出别墅院落的大门半步。后院是一片绿意盎然的草地，那里我曾数次瞥见邻居家居住的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勃涅日列夫，他总会向江青致以点头问好的礼节。
江青曾在此邀请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他作为中国艺术团的代表曾赴莫斯科演出，一同共进午餐。
在她来之前，她曾叮嘱我，让我对苏方人员保密，不要透露来客的真实身份。起初，我并未理解她为何会如此担忧，害怕被人知晓她要见的是一位演员。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终于领悟到，她之所以隐瞒身份，是因为她对自己曾习得京剧艺术以及那段三十年代演员的经历，不愿让旁人得知。
午餐时分，她吩咐我和员林爱将饭厅两侧的门紧闭。餐桌上，她对我与程砚秋的艺术才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用餐结束之际，她向程先生提议，能否为他所钟爱的《荒山泪》清唱一曲。
程先生低吟浅唱，歌声轻柔悦耳。江青率先轻轻拍手，以示赞赏。她转向程先生，轻声说道：
今日，我倍感荣幸，得以如此亲近地聆听程先生的清唱。我对程先生的戏剧情有独钟，主要得益于他能够依据剧情及个人的声音特点，对原有的唱腔进行灵活调整。我对您这种创新精神充满敬意。在关于京剧青衣梅程两大派的喜好问题上，我曾与周总理有过一番争论。我更偏爱程派的戏，属于程派一脉，而总理则更青睐梅兰芳先生的表演，属梅派，亦被视为保守之派。
送走客人后，她不无强调地向我提及，尽管梅兰芳的唱戏风格守旧传统，缺乏创新，但总理却对此情有独钟。
周总理对江青亦怀有深厚的关怀。每逢他赴莫斯科之机，无论事务多么繁忙，总会抽出时间莅临别墅探望江青。他向她详述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诸如高岗、饶漱石事件等。同时，他也会关切地询问江青是否有所需求。
总理注意到江青想吃绿叶子菜，他回京后不久，我们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说已托人带了一箱新鲜蔬菜。收到后江青让我告诉厨师，这些菜他们不会做，她要亲自示范。
我陪伴她步入厨房，精心烹制了一盘色泽鲜亮的菠菜。随后，我邀请厨师及在场众人品鉴，他们的赞赏声此起彼伏。自此，苏联的厨师们也掌握了炒蔬菜的技艺。
转眼间已过半年，江青的白血球计数依然未能显著上升，因此她决定返回北京，寻求中医的治疗方案。
员林爱始终悉心照料身负放射线的江青，与之接触频繁，却缺乏任何防护措施。她自幼家境贫寒，12岁便开始外出打工以养家糊口，体质本就羸弱，如今白血球计数更是降至两千余。
此外，鉴于彼时出国人士需着裙装，她双腿遭受寒气侵袭，皮肤上出现了不少红色斑点，不幸患上了风湿病。
在此次归途临近之际，她托卡尔东诺娃为我女儿购置了一款苏联出产的静态黑熊玩偶。玩偶的头部一旦上发条，其双爪便能够灵活摆动。我猜想，这或许是她对我那尚处哺乳期的女儿陪伴她就医的一种温馨补偿。
“然而，当我步履沉重地踏入家门，目睹因断奶改食牛奶而脸颊泛红、布满疹子的女儿时，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她对我的到来毫无反应，我急忙掏出心爱的小黑熊，以此拉近了我们母女之间的距离。”员林爱事后如此回忆道。
1956年五月，江青已接受放射治疗整整一年，遂需前往莫斯科进行复查。复查结果显示令人欣慰。她自我感觉精神状态亦颇为良好。
苏共中央精心安排了江青与苏共领导人夫人的会面，以庆祝她的康复。此次会见共有四位贵宾：包括当时斯大林继承者、苏共总书记马林科夫的夫人，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的夫人，赫鲁晓夫的夫人以及米高扬的夫人。
马林科夫的妻子在四人中年纪最轻，她自述担任电力学院的院长一职。她询问江青未来的志向与所学，得知江青学历并不高后，她微笑着对江青说道：“不妨留下来，在我们学院继续深造。”
江青闻言，先是愣住了神，稍作迟疑后，她回应道：“日后若有良机，我定会前来贵学院深造。”
此次对话似乎并未达到预期的融洽，未过多时便匆匆结束。
返程途中，江青坐在车内，向我抱怨道：“这些夫人真是水平有限，尤其是马林科夫的妻子，她的言谈举止毫无分寸，竟然提议让我去她女儿就读的学校就读，真是可笑至极，她的傲慢简直让人难以忍受。相较之下，赫鲁晓夫的妻子倒还显得朴素可亲。”
此次会面极大地伤害了江青的自尊，她在逗留了三个月后便返回了北京。
在那之后的四年里，我与江青有过大约四次会面。头三次的相遇，都是她因胆汁引流而来到北京医院。她选择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她相信我能够指导她选择合适的卧姿，以便引流管能够顺利进入她的胆囊；二是她说话时含着引流管，而我却能清晰理解她的言语。
记得有一次，是我院的内科张惠芬主任亲自召唤我前往，她那满脸的无奈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道：“我们已多次尝试胆汁引流，但她仍对我们的技术存有顾虑，因此特地让我来请你过去。”
在那最后的1959年，在与江青的交谈中，我不禁流露出一丝感慨——那位与我共事的最后一位神经内科的苏联专家也已远去。其他翻译们，先前都曾学习过医学，如今都已转行成为医生。而我，仅是专攻俄语，心中始终渴望能进入大学深造，掌握一门专业知识。
不久前，我与江青的会面尚在初始阶段，恰逢新春佳节，我忽然接到一纸通知：江青女士邀请我赴中南海她的府邸共进晚餐。
我依时抵达中南海，家中骑行的身影在绿意盎然中渐渐消逝。未曾想，毛主席亦同往，共赴此餐聚。
毛主席在询问了我一番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工作中，我们能够汲取知识的养分，因此应当广泛阅读，以拓宽知识面。并非必须踏入大学的殿堂，我本人未曾踏入过大学之门，江青同志亦是如此。”
这场高级别的晚宴由江青精心安排，其目的显而易见，意在消除我继续深造、报考大学的念头。或许，这亦是她对我屡次为其效劳所给予的一丝谢意的体现。
1960年，依照院党委的部署，我赴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班深造整整一年。归来后，我得以担任病房专职党支部的副书记及书记之职。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彼时我身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在这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中，我遭到了造反派的无情批判，被迫在病房中从事擦地等体力劳动。
1967年原朱德总司令保健卫士魏琳给我看了一个小本，上面记录了汪东兴和保健局局长黄树则与上海两位专家对江青的会诊意见：客观检查，没有像江青主诉的那么重。
因查阅一本记录江青病情的私人文档，我疑心其内容有泄露机密之虞，遂被拘禁于医院地下长达十个月之久。最终，我因被判定犯有泄露机密罪，即所谓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行，而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并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魏琳的遭遇比我更为凄惨，她曾在秦城监狱度过了长达六年的铁窗生涯。
1969年，我踏入了五七干校的行列。年终之际，荣幸地荣获了北京医院连队颁发的优秀“五七”战士称号。
头上那光环的绚烂未满两个月，春节归京休假之际，连领导便将一顶“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扣在了我的头上。随之，我再次陷入了长达半年的禁闭，沦为专政的目标，并在劳动改造中度过了三年时光。
1973年，我重返医院，被委以重任，担任图书馆馆长一职，并积极参与了图书馆学会举办的各类学习班。随后，我虽感无奈，但最终还是当选为医院医务处管辖范围内党总支的书记。这一职务的任命，标志着“文化大革命”期间加诸我身上的种种无端指控，随着江青被定为罪犯而得到了平反。凭借十五年来在图书馆工作中的卓越成绩以及数篇学术文章的发表，图书馆学会为我评定为副研究馆员。到了1987年，我正式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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